Asit K. Biswas and Cecilia Tortajada
WATER SCIENCE POLICY | March 13, 2023
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就特定主题召开了一系列全球政府高层间的会议，以提高全球对这些特定问题的影响的认识，并制定解决的战略。这些议题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
这种新形式的主题会议首次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主题聚焦于人类环境。之后很快又举行了类似的全球高级别会议，主题涉及人口(布加勒斯特，1974年)、粮食(罗马，1974年)、妇女(墨西哥城，1975年)、人类住区(温哥华，1976年)、水(马德普拉塔，1977年)、荒漠化(内罗毕，1977年)、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维也纳，1979年)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内罗毕，1981年)。本篇社论的作者之一比斯瓦斯（Biswas）教授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高级科学顾问出席了上述所有会议。
这些会议几乎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政府发起并积极推动的，最后由联合国大会批准通过。例如，人类环境会议是由瑞典政府建议和推动的。后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该决议。
不过，水会议（1977年）是一个特例。这次会议的想法并不是来自任何政府，而是三位杰出的高级职员提出的。他们设法让各国积极推动，并最终获得了联合国大会的批准。这三个默默无闻的推动者分别是是弗拉基米尔·鲍姆（Vladimir Baum）、恩佐·法诺（Enzo Fano）和阿拉加帕·阿拉加潘（Alagappa Alagappan），他們是已解散的前聯合國機構自然資源、能源和交通中心的高級官員。
水会议于1971年由联合国自然资源委员会正式提出。1973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了该条约。197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513 (XXX)号决议。
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在国家、地区和国际的水问题上促成一定程度的准备工作， 从而避免2000年之前发生全球规模的水资源危机。要确保世界有充足的优质水供应，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争取在二十多年内改善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这一目标无疑是艰巨的。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为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任务，包括：
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经验分享；
新技术的回顾总结；
促进水务领域的合作；
全面分析在可用水资源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所引起的问题；
水资源政策制定者需考虑水资源规划和发展相关的经济、行政以及技术方面的具体问题。
水会议于1977年3月14日至25日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举行。共计116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由本国负责水资源的部长率领。
出师不利
虽然早就应该就水问题进行重大、全面的全球审议，但组织会议的初步安排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通常情况下，联合国在1972年至1981年期间召开的所有世界会议都会安排一位来自联合国系统之外的高级政治级别的特别秘书长。他们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以助理秘书长职级负责组织此类会议。水资源会议通过时，联合国秘书长是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不巧的是，他对水不感兴趣。
在水会议获得批准后不久，瓦尔德海姆面临着一个政治困境。他的一名负责人事的助理秘书长遇到了重大的道德问题。瓦尔德海姆发现，不解雇他而是把他调离去做水问题会议的秘书长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尽管这个助理秘书长在水方面没有任何背景。
所有联合国世界会议都有专门的预算。到1976年初，也就是会议召开的前一年，包括瓦尔德海姆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很清楚，由于领导不力和缺乏进展，水问题会议可能会成为一次重大失败。瓦尔德海姆最终不得不为这次会议选出一位新的秘书长。
幸运的是，在第二次选举中瓦尔德海姆选择了一位杰出的人物——叶海亚·阿卜杜勒·马吉德（Yahia Abdel Mageed），他当时是苏丹灌溉和水电发展部部长。他于1976年5月下旬上任，当时距离这次重要的全球会议即将在高层决策层面召开还有9个多月。
马吉德上任后，他意识到前任秘书长把会议的大部分预算都花在了世界各地的旅行上，把合同给了那些并不真正了解水问题的人。因此，无论在财政上还是技术上，会议都陷入了困境，留给会议组织的时间所剩无几。
同年6月，马吉德在内罗毕（Nairobi）拜访了时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总干事穆斯塔法·卡迈勒·托尔巴博士（Dr Mostafa Kamal Tolba）。本篇社论的共同作者之一比斯瓦斯博士（Dr Biswas）当时是托尔巴博士的高级科学顾问，托尔巴博士邀请他和马吉德一起享用了一顿漫长的午餐。午餐期间，马吉德解释了他在预算和技术方面的困境，以及组织水会议缺乏的准备。托尔巴向马吉德提供了环境署的大量资金支持，并请比斯瓦斯作为他的高级科学顾问为马吉德提供建议，帮助他进行会议的技术准备工作，包括起草行动计划（Biswas, 2021）。
马德普拉塔会议
马吉德（1978）在大会的开幕致辞中指出：“人类所面临的水发展问题的范围和复杂性将第一次由一个世界论坛以系统和综合的方式全面讨论。”他在演讲结束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要让后人看到，曾经有一个让人类发展有序推进的黄金机会出现在这一代人面前，但我们却没有及时抓住。因为，归根结底，这次会议的成功，既不取决于在马德普拉塔期间所完成的会议，也不取决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而是由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来定义，并由我们在接下来两个星期内的决议对今后二十年发展进程的影响来衡量。”（Mageed, 1978, p. 7）
马德普拉塔会议的影响
对马德普拉塔会议（Biswas & Tortajada, 2009）的影响进行的一个全面、客观的全球回顾评估表明，会议的成功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支持者在会议召开时的预期。
首先，马德普拉塔会议把水问题与当时的国际政治议程紧密结合，尽管这在当时看起来可能不可思议（Biswas, 2019）。这是后来的其他水会议都没有做到的，尽管许多辩护者声称情况并非如此。
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产生了大量关于水的不同方面的新知识，以及针对国家和地区水问题的具体分析。许多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就水的供应和使用情况提出了详细的国家报告，并全面评估了规划需要和管理做法。本次会议鼓励各国就其水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为会议编写文件，大量文件后来在国际上发表（Biswas, 1978）。这与所有其他联合国世界会议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会议结束后不久，大部分产生的知识和文件就消失了。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会议的鼓励下，采取了适当的程序来监测和评估其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供应和分配情况，以及现有和未来的用水需求和使用模式。大多数国家不仅在会议之后继续进行这些活动，而且得到了逐步强化。
另一项有影响力的成果是，会议宣布1981-1990年为国际饮用水供应和卫生的十年。其目标是有力地提醒世界，数亿人无法获得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需要加快政治意愿和投资，以显著改善这一状况。国际饮用水供应和卫生的十年发展目标在这些问题上极大地改变了发展中国家数亿人的生活质量。这是这次会议的直接影响。
马德普拉塔会议的后续
自水问题会议以来，全球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1977年，全球人口为42亿，现在已增长至80亿。1977年全球人口增长率为1.8%，到2020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到1.05%，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下降。1977年，38%的人居住在城市地区。到2020年，这一数字为57%，并可能在未来几十年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1977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为7.35万亿美元。到2021年，这一数字已增至96.1万亿美元。全球人均GDP也从1977年的1747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2663美元。
同样，许多社会指标在1977年至2022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自1977年以来，世界贫困人口已显著下降。1981年，全球43.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到2019年，这一比例降至仅8.4%。中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此外，1977年全球成人（15岁及以上）识字率为67%。到202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87%。婴儿死亡率（每 1000 个活产的死亡人数）从1977年的86.7%下降到2021年的27.3%。
此外，人类的知识和科学技术在过去45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包括水管理模式和流程的发展，以及与水有关的技术发展。因此，尽管就影响而言，马德普拉塔会议是一次非凡的全球会议，但在世界范围内，水资源状况仍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意味着为确保未来几十年的水安全，全球各个国家都需要制定新的应对未来的计划。此外，在1977年，气候变化还不是一个问题，现在这显然对国家和全球水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
因此，理想的情况是，至少在20年前就应该在高层决策层面组织另一次联合国全球水问题会议，以便制定、更新和实施新的行动计划，解决不断变化的水问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45年里，再没有进行任何关于组织第二次联合国水会议的正式讨论。直到20年后，联合国召开了关于人口、粮食、环境、妇女和人类居住的重大世界会议，并制定了最新的行动计划。
水问题会议没有采取后续行动，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国际政治议程忽视了水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发达国家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水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解决了，只有发展中国家还存在水问题（Biswas & Tortajada, 2008）。这种意识正在转变，尽管非常缓慢。
联合国将于2023年3月22日至24日在纽约举办第二届水会议，这让许多水务机构和专业人士感到兴奋。不幸的是，与马德普拉塔会议不同，这次会议不会全面评估全球当前和未来的水问题，也不会就未来20年缓解这些问题的行动计划达成一致。这次拟议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对2018-2028年‘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执行情况进行中期全面审查”。
此外，与其他联合国世界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只持续三天，而不是两周。这意味着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当前和未来与水有关的问题。会议没有一个特别的独立助理秘书长来指导这一进程。纽约会议由塔吉克斯坦和荷兰共同主办。
许多与水有关的重要问题不太可能得到认真讨论。例如，在许多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或美国，仍有数百万人民无法获得干净的水或适当的卫生设施。在美国，有200多万人没有室内供水管道，他们得到的水质无法令人满意。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然而，这些问题不太可能在纽约受到太多关注。
纽约会议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关于获得清洁水或适当卫生设施的全球数据的质量，以及国际社会对无定式、有时甚至毫无意义的定义的偏好。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这给了机构相当大的空间来节省在真实数据上的开支。它们还经常改变定义（Grafton et al., 2023），这意味着数据无法兼容。
纽约会议不太可能讨论其他新出现的问题，比如对发达国家公用事业公司提供的水质的信任不断下降。在日本、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等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直接饮用自来水，因为他们逐渐对所饮用的水质失去了信任。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对他们得到的水的质量没有信心，因此他们一直使用净水处理设施来处理饮用水。这种信任缺失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性问题。
另一个不太可能得到足够重视的重要方面是，水务公司如何在2050年至2070年期间在资本投资和运营活动中实现碳中和。我们不知道发展中国家的公用事业企业是否认真关注碳中和。即使在发达国家，虽然正在采取一些行动使业务活动达到碳中和，但要使其资本支出活动达到碳中和将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除非为碳捕获、封存和可能的使用开发出新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技术。然而这种情况至少在未来10-15年内不太可能发生。
图 1 增量进步与确保水安全所需的变化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作者自己的阐述。
水务行业一直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几十年来，它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一直不断取得进展，而且这种进展可能还会持续10-20年。然而，水管理业务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必须要有打破常规的思维去创新解决方案。需要的解决方案和可能使用的解决方案之间的鸿沟正在稳步增加（图1）。然而，水务行业仍然执着于70-80年前的理念，例如水资源综合管理或流域综合管理，这些理念已经不再适用，特别是对于宏观和中等尺度的项目。可悲的是，由于既得利益，这些过时的概念很可能会在纽约会议上再次得到推动。
在纽约会议结束后，我们计划发表一份对会议结果和未来可能影响的客观评估。
Asit K. Biswas,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Director, Wate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and Chief Executive, Third World Centre for Water Management, Mexico. Cecilia Tortajada, Professor in Practice, 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University of Glasgow, Glasgow, UK.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by WATER SCIENCE POLICY, March 13, 2023.